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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火中的金融中心:迪拜投资人逃难记

嘉宾:Bowen(博文),迪拜主权基金从业者

来源:台前幕后 · 发布:2026 年 3 月

访谈投资者战略

Bowen 在迪拜一家主权基金工作。冲突发生的那个周六早上,他先从新闻得知美国和以色列开始袭击伊朗;到了傍晚,他在棕榈岛陪父母时听见拦截声。随后新闻显示,拦截后的残骸落在岛上,附近酒店门口出现火情。Bowen 平时住在世界贸易中心附近,离棕榈岛较远;这次恰好身处现场,让他第一次感到地区冲突已经落到迪拜本地。

对现场的普通居民而言,最难的并非判断新闻标题,而是判断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看到火光时,无法立刻分辨落下的是导弹、无人机,还是拦截后的碎片。Bowen 先回到官方渠道确认:确有来袭目标,但他看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被击落后的残骸。政府随后公布拦截数量,这给了他一个初步判断——迪拜遭到波及,但防护系统仍在运行。

离开迪拜,也是一道风险题

空域很快关闭。Bowen 身边有朋友开车或包车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,再从那里搭机离开。他也研究过这条路线,却没有立即动身:一段六七小时的空旷公路,同样存在无法判断的风险。于是他先记下包车司机的联系方式,把陆路出境留作局势继续恶化时的备选。

当时的策略不把“离开”当作天然更安全的选项,先比较空域、道路和局势变化。
为父母抢票航班约一周后恢复,他前后买了约二十张可退的全价机票,让父母乘最先能飞的班次离开。

父母最终在复航后的第二天早上飞往上海。Bowen 自己又留了一周。他本来订的是凌晨三点飞北京的航班,后来改到傍晚,因为他观察到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射多集中在凌晨一点到五点。这是他在当时情境下为自己作出的取舍,并不是节目提供的通用撤离方案。

工作照常恢复,地点却变得重要

阿联酋从周一到周三要求大家居家办公。Bowen 认为,刚发生冲突的几天,社会需要判断局势是否升级,也需要调度基本生活资源。周四官方允许回办公室;他所在办公室当天约有一半人到岗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彼此交换大使馆通知和社区里的说法,那些信息未必出现在公开通报中。

第一周之后,公司建议员工回办公室,但原有的异地办公额度仍可使用。住在哪里改变了这个选择的含义:有同事住在棕榈岛和迪拜码头附近,残骸较常落在那些区域;Bowen 的办公室所在地反而被认为相对安全。在这段时间里,居家或到岗不只是工作方式,也是一种位置判断。

Bowen 估计,整个阿联酋三周内约有六起死亡事件,且多数受害者是劳工。他据此感到,居民若不在深夜频繁外出,风险仍有一定的可控性。这个判断来自他的在地观察,不足以代表整个城市中每个人承受的风险。

复航后的机场为何异常空旷

航班恢复,并没有让迪拜立刻回到平常的枢纽状态。Bowen 说,父母离开时航班仍在取消和恢复之间反复切换。等到他自己离开,多数迪拜航班仍停飞;节目中他提到,阿联酋航空是当时少数还能保证各目的地每天至少一班的航空公司。

他走的是阿联酋航空专用的 T3 航站楼,看到的客流量远低于平时。迪拜机场通常承接亚洲、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大量中转客;而在安全和延误都难以判断时,旅客更可能改走直飞或其他中转地。空荡的航站楼因而不只是一个出行场景,也说明枢纽网络的连接正被削弱。

运行能力与乘客信心是两回事
即使航班开始恢复,旅客仍需判断能否顺利中转、行程会不会再次延误。航空枢纽的客流不只取决于有没有飞机,也取决于这份判断。

信息控制与信息缺口

Bowen 对政府处置的评价有两层。一面是安防和公开沟通:国防部门每天发布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情况,也制作飞行员击落无人机等画面;战事第三天,阿联酋总统和迪拜王储在 Dubai Mall 露面。在他看来,这些行动向居民传递的是政府仍在当地、仍在维持安全的信号。

另一面是虚假信息。Bowen 说,冲突刚开始时,社交平台上出现过 AI 生成的视频,例如人物站在阳台上、阳台突然爆炸的片段。他注意到,阿联酋把随意传播虚假信息视为刑事问题后,这类视频很快减少。他认可减少虚假内容对稳定情绪的作用,也担心过度限制拍摄和传播会让公众落入信息茧房。

他后来更依赖能够自行检验的日常信号。政府呼吁大家不要囤货时,他打开 Deliveroo,发现水已经售罄,新鲜水果也无法配送;平时可在约三十分钟送达的超市订单显示无货。对他来说,这些现象不要求立刻作出最坏判断,却说明物资供给并不像公告所说的那样充裕。

官方信息
提供拦截、航班和公共秩序的整体情况。
日常信号
用配送库存、实际航班和身边观察来核验信息是否贴近现实。

银行服务故障,不等于资本管制

节目也谈到中文网络上流传的说法:迪拜的钱转不出去,房地产已经大跌。Bowen 确认,当地银行的数据中心遭袭后,银行 App 和线上转账确实曾经无法使用,甚至境内转账也受影响。但他认为,这更像系统瘫痪,而不是政府阻止资金外流。

房地产的说法同样需要拆开。Bowen 说,DFM Dubai Financial Market 的房地产指数一度下跌约 30%;主持人在 3 月 25 日查看时称,低点约为下跌 25%,随后反弹约十个百分点。两人讨论的是房地产股票指数,不是实际住宅成交价。Bowen 知道成交量明显减少,却没有持续追踪价格,也没有看到房价在一周内下跌 30% 的证据。

DFM 房地产指数
反映房地产股票的价格与预期,不能直接替代房价。
实际房地产市场
节目只确认成交量下降;价格变化仍缺少嘉宾掌握的数据。

金融中心的长期压力,来自更多行业

Bowen 认为,金融业并不占迪拜 GDP 的绝对主导地位;旅游、酒店和航运同样构成支撑。炎热潮湿的六月至十月本来就不适合旅游,一年中适合旅行的窗口约有六个月。冲突若延续,旅游业受到的冲击可能先于金融业显现,而且错过的旅游季很难在之后补回。

他还估计,迪拜约一千万人口中有八九百万是外来人口。对这部分人而言,投资、资产配置和居住地都存在选择空间,刚性需求并不强。因此,短期指数波动未必决定城市前景;如果冲突拖成长期拉锯,持续的安全疑虑更可能影响人口、旅游和资本的去留。

同事间也没有统一的战争期限判断。较乐观的人认为,美国有动力让冲突在一两个月内结束;较保守的人则预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。节目保留了这道分歧,没有把它包装成预测。对迪拜而言,期限本身决定了企业、旅客与居民是否还能把暂时的不便当成短期事件。

在没有先例时,多留几个选项

Bowen 最深的感受是,人会适应不熟悉的环境。他在头一两天也很恐慌,因为过去没有可直接套用的经验,也很难判断收到的信息是否可靠。时间过去后,人会逐渐习惯防空警报、航班变动和新的日常节奏;这种适应不代表风险消失,只是让人有更多材料判断下一步。

他的个人做法是给计划留出替代路径:保留司机联系方式、购买可退的机票、观察航班和供应情况,再随着局势调整。节目没有承诺哪条路径一定安全,却清楚展示了在信息混乱时,怎样避免只靠单一消息或单一方案作决定。